教條式理想 港人遭殃

　　和家人深度德國遊回港後，喜見與喜聽闊別多天的青菜和廣東話。可惜，回港後看到的第一個電視節目就是選舉論壇，令筆者愈看愈好笑，卻也愈看愈心痛。因為很多候選人所講的，全非為廣大市民而提出的好建議，剩下的只有無盡的人身攻擊，以及跟大家福祉扯不上半點關係的謾罵。議員收取公帑行事，其職責理應是客觀、以事論事地議政，但這似乎已腐化成對意識形態的堅持。

各立法會候選人的理念只流於口號式叫喊，難對本港的困境起任何正面作用。

　　這令筆者想起，德國之旅的第一站是該國最古老的城市特里爾（Trier），城中充滿古羅馬帝國2,000年的遺跡。酒店的禮賓部人員和我討論一天行程時，提醒我應在原定的七個古蹟之上，多加一個相對近代的景點—政治思想家馬克斯（Karl Marx）出生的祖屋。的確，再過兩年這位共產主義的鼻祖將達冥壽200歲。他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ies”）的理念、希望製造人間天堂，為理想而革命的主張，在二戰前後抓緊國際舞台和數以億計青年人及廣大市民的盼望，對西方自由經濟抗衡的大業；至80年代末期，隨着德國柏林圍牆的倒下，及社會主義東方集團（Eastern Bloc）的瓦解而幻滅。這個人類史上其中一場最大的政治實驗，不但導致極大規模的軍備競賽、生產錯配、資源浪費，更帶來戰爭及極權統治，以致生靈塗炭。

盲目追求理想 僵化難進步

　　不難理解，主張人人平等、廢除一切經濟霸權的共產主義，其直覺吸引力（intuitive appeal）—尤其對充滿理想的年輕人而言—相比鼓吹競爭、成王敗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資本主義，自然美麗動人得多。對筆者而言，共產主義的失敗不在於理想，而是它相信達到美好世界只有它指的一條路，完全不接受其他道路。這種把理想（ideal）變成意識形態（ideology），堅持凡事「一定要這樣做」才合乎教條/主義/標準的做法，當然會抹殺掉有更多、更好辦法的可能性，白白增加政策盲點，導致行政失效，禍及市民。

　　而我們正在拉票的多名候選人，提出的所謂「政綱」層次就更低：不論是本土、反梁、反中等，很多時連他們鼓吹的做法，如何達成任何利民「理想」的論述都欠奉，只是反覆聽到教條式的「口號」。當現有政策目標已聚焦在扶貧、房屋、提升科技及經濟競爭力、打工仔上流力、醫療容量等各方面大力投放，實際的利民政策偏偏處處受到多位議員的拉布等各式阻撓。看來我們的議會亦已由追求理想，腐化成「非我教條」必反、必醜化的地步。我想，這刻即使政府鼓勵港人多孝順父母、多愛護子女，我們創意無限的政客也會找到理由反對，因為無論如何，只有他們信奉的教條及做法，才可能實現社會進步。

　　馬克斯館之行令筆者有兩個感想：⑴每當理想變質成為「非此不可」的信條，即使本意如何良好（例如想改變社會不公），每每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在館內其中一個展品中，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一語道破：馬克斯主義將人類太理想化，令制度跟現實脫節太多；⑵所有主義都有「過期日」（Every system has its sell-by date），所以一個好的制度，理應是一個沒有教條，能跟隨社會、時代進步而轉變的思維。

欠缺民本思維 只熱衷鬥爭

　　事實上，在20多年前「擊敗」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到今天也愈來愈「失靈」。前幾天，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說美國的「滴漏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已經失效（“has broken down”），再也不能靠之改善民生，也難怪美國人民對現狀的不滿溢於言表。結果是今年的總統競選，由以往是「選美比賽」，即讓最好、最受歡迎的候選人勝出，變成「選醜會」，從兩位極不受歡迎和欠缺人民信任的候選人中「叮」走較醜的一個，然後把最高權力交到一個完全不美的政客手中。

　　法國經濟學者皮格提（Thomas Piketty）早前的火紅著作《21世紀資本論》，嚴厲鞭撻現今資本主義制度令貧富日益懸殊，深得全球論政者以至大眾市民的認同，似乎各個先進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今天都逐漸重新擁抱共產主義。由此推之，若盲目將「自由巿場」的理想信條化，毫不改動資本主義制度，後果將會和共產主義殊途同歸，同樣災難性。

　　中國從前也信奉共產主義，可幸的是在40年前已放棄信條，改革開放中「不理黑貓白貓，總之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的靈活想法，不但幫助了超過六億人民脫貧，造就了今天祖國的經濟奇蹟。就連孕育了自由市場經濟學之父阿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英國，也在二戰後出產了信奉「政府主導市場」的經濟泰斗凱恩斯（Keynes）。今天的英國政策也多有福利國家的影子，包括幾乎全世界補貼最多的醫療體系「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中英兩國的例子，說明了要真正利國利民，一個沒有教條、跟隨社會改變而轉變的制度不可或缺；同時，也說明了若仍追隨3、40年前的信條思想，卻欠缺以民為本的政策，只顧思想鬥爭、不同道者必誅的意識形態是多麼可笑。就好像今天，當西方一眾先進民主國家的社會經濟指標強差人意，要反思自身制度問題時，香港的政客不去從別人經驗中學習，從而設計出最適切本港情況的實際政策，反而只迷戀某一套民主投票制度，仿佛只要實行所謂的「國際標準」，香港的民生問題就迎刃而解。

教條形式主導 港勢必沉淪

　　或者從今開始，與其任由候選人互相質問是否支持某人出任特首這種毫無價值的問題，選舉論壇的主持人更應該問政客的是：「若你做特首，你的政策會和現今政府的政策有何不同，而又能夠在房屋、扶貧、醫療等方面做出成績？」否則，若任由這種意識形態主導，非我教條者必誅的思想橫行，香港注定會被時代唾棄，成為「理想變成信條」而覆亡、一蹶不振的另一歷史印證，可惜那時卻是由年輕一代—我們讀書最多、最有理想及對未來最有要求的未來主人翁，付上最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