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2019 08:00

告別怡東人情不變

　　碰巧認識一個朋友是銅鑼灣聖保祿學校舊生，加上家住港島區，讀書年代的生活已圍繞同區的香港怡東酒店。聖誕節隨老師去酒店報佳音，長大後參與舊同學的婚宴，做過伴娘姊妹送好友出閣，又因為經常要夜放工，有時候與同事去酒店的Dickens Bar聚埋呻一呻。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怡東酒店都有一個位置。

　　香港這片小土地時刻經歷城市變遷，一不留神，昨日的風景已消失無蹤。怡東酒店去年剛慶祝45周年，轉頭已要跟住客、食客道別，說實在，歷史不算很長，但對於香港、對於任何一個人而言，40多年的變化已相當大。訪問在酒店工作超過20年的員工，由剛畢業的年輕人做到已結婚、生小孩的爸爸媽媽，與同事合作無間，見面多過見家人，沒有感情是說不過去的；酒店的Dickens Bar曾經是多少爵士樂手的表演平台，樂迷的聚腳地，更是駐場18年的Tony Carpio兩名兒子的成長地；以前穿住校服的中學生不捨得在怡東酒店報佳音的時光，在學校與酒店取消合作後，十多年來組織舊生繼續活動，但直言沒有怡東，搞下去的意義已不再。

　　一個地方可以被拆去、被改頭換面，但盛載的回憶和情感並不會輕易被抹走。

怡東末代GM 目標為員工尋好歸宿

　　在銅鑼灣鬧市中心的香港怡東酒店有絕對的地理優勢，酒店在1973年開業，46年來，周遭環境不斷轉變，由商業區變成主要購物區，以前行街購物是香港人、外國遊客為主，近年增添大量內地遊客；酒店旁邊的世貿中心，原本也是酒店開設的碧麗宮夜總會，後來又租給邵氏經營戲院，再改建成現時的商場兼辦公室。不過，這些年來酒店依然，內部是裝修過好幾次，但一年到晚遊客進進出出，頂樓餐廳的無敵大海景，每年七人欖球賽期間都擠滿人的酒吧等，並沒有因為歲月而流走，但再過一個多月，這一切都是回憶。

面向維港的客房可享受180度海景，就算是本地客也會租訂看煙花。

頂樓Tott's and Roof Terrace深受歡迎，每逢大時大節，窗邊位置都早早爆滿。

舉辦招聘會教面試

　　過往每隔若干時間就有怡東酒店易手、賣盤、改建的消息，每次都是「流料」或不成事，叫酒店的捧場客嚇一跳，但一個大話講100次可能真的會變真。去年10月文華東方酒店集團宣布落實在今年3月31日關閉旗下的怡東酒店，花最少6年時間重建成68.4萬多平方呎的綜合商廈，投資額約6.5億美元（約50.7億港元）。

　　香港怡東酒店總經理Torsten van Dullemen（見圖）在去年2月上任，就在上任前5個月，文華東方出售怡東不果，而集團早在這之前已多番有意「賣仔」，因此不難想像早有為酒店結業經驗的Torsten，是帶住任務上任，來自荷蘭的他說得坦白，「我上任前已知道（出售不果的）新聞，我不會天真地沒有想像這個（結業）可能，與很多人一樣，我當然想酒店繼續營運下去，放眼國際市場，沒有任何事真是會令人驚訝，生命中唯一永恒不變的就是變化，但上任前我沒有收到任務。」

　　之前沒有，不代表現在沒有，現在的任務是助怡東酒店光榮結業，「我給自己的目標是令想繼續工作的員工可以找到下一份工作。」集團沒有保證所有員工能到旗下其他公司工作，但舉辦了多場招聘會，「還有教他們面試技巧，因為很多員工已在酒店做了20多年30年，很久沒有去面試了。」

結業就如慶祝人生

　　怡東酒店曾經是全港最大的酒店，現在依然是深受遊客歡迎的熱門之選，也儲了大班本地客，「我看一些長期住客的紀錄，如果將他們每次入住的日數加起來，可能是3年、4年，甚至有5年，即是說他們入住過酒店過百次。」自從結業的消息傳出，幾乎日日到怡東食飯飲茶W的老主僱，紛紛捉住認識多年的酒店老員工問︰「今次真的？」員工也只能無奈回應︰「今次真是真的。」

結業消息確認後，酒店大堂貼出不少舊日剪報，讓客人一同懷緬。

怡東酒店的設計帶有日本建築代謝派的影子，由一件件組件砌成的模樣。

　　Torsten顯然是怡東結業這事上較冷靜員工之一，畢竟上任至今只是一年，但試過為酒店開業、結業，員工、客人來來往往的他早已看破離別，「作為團隊或我自己，結業有如慶祝一個人的生命，一方面是傷心，另一方面是慶祝一個人生命中的成就。」

友愛員工細訴衷情

Dickens Bar員工　入職年份：1993年

Tracy：難忘窩心客人

　　訪問酒店的資深員工，沒有想過迎面而來是仍一臉稚氣的Tracy，一問之下，原來她在怡東已工作超過25年，今年是46歲。在酒吧工作再忙碌，客人在酒精、球賽氣氛的影響下，特別輕鬆自在，Tracy的工作煩惱也少一點，「客人會主動同我們講笑、玩，好自然融入個環境，就算我以前聽錯柯打，俾錯啤酒客人，他們都會說It's ok，個人會放心啲，中菜的客人比較之下始終拘謹啲。」Tracy本來在中菜廳怡東軒工作，酒店有轉換計劃，讓員工到其他部門實習，她從此不捨得走。「最初唔識啲啤酒名，惟有記住個音再問同事，同埋以前好忙，有時有樂隊，星期六日有欖球賽，除了落柯打，收銀、斟酒、調酒咩崗位都要做，多嘢做但是很自由。」做耐一點，她會介紹啤酒給客人，對方一句好飲，或者再柯打同款啤酒，她已夠開心。

　　在酒吧工作沒有理由沒有飲醉酒的麻煩客，但Tracy想了一陣子，笑一笑說：「真係無乜，做得耐都睇得出客人差不多（醉），就不會賣酒俾佢。」但是窩心的客人，Tracy記得清清楚楚，好似有熟客聽到她鼻塞塞的作病聲，第二日帶來自製花蜜，未計那些移民後每次回港都找她的，或者去旅行會與她分享靚相的客人，「客人來到開心不開心都同你講，但第時（結業後）無了。」

禮賓司入職年份：1994年

Steve：由外國客到內地客

　　「師傅，師傅！」同事稱呼他師傅不只是因為與英文名Steve的發音相似，更大原因是他真是禮賓部各人的大師傅。加入怡東之前，Steve先後在文華東方酒店和六國酒店的禮賓部工作，接觸過不同國籍的客人，排解過的疑難數之不盡，也見證了香港旅遊業的轉變，「1997年之前多數是外國客，歐洲、東南亞、日本都有，1997年後要練習普通話了，自己去上堂學，再在酒店一面聽一面學。」來自不同地方的遊客都各有喜好，歐美遊客依然鍾情山頂、大嶼山天壇大佛、香港仔等傳統景點，近年亞洲遊客則對大埔慈山寺有興趣，「來這間酒店住的內地客通常都是為Shopping。」但有一個喜好是全球一致，「有咩好嘢食推介？」Steve這時候就要拿出腦海的「秘笈」，基本的點心、雲吞麵、米芝蓮餐廳外，他個人的心水之選是粥。

　　在酒店業工作了40年，怡東的日子佔了三分之二，由一份工作變成一份興趣，沒有不捨是不可能，「但都會攰的，酒店結業可能是好事，我可以抖一抖，轉第二樣嘢做。」Steve已有滿腹大計，正與朋友籌備創業開咖啡室的他說更重要先將時間給家人，與年邁的媽媽旅行遊埠。

一樓咖啡室侍應入職年份：1990年

Stella：這裏是另一個家庭

　　Stella讀了半年酒店夜校課程，便經學校介紹到怡東工作，那年她才20歲。「第一個星期已經想走。」讀書時全日坐在學校，在酒店工作全日走來走去，20歲的後生女不適應，也算情有可原吧，「到遞信的時候，上司、同事、同輩都走來關心，叫我再試吓，結果過了一個月便適應下來。」辭職的念頭在這28年不時湧現，辭職信遞過好幾次，每次都被勸下來，只可以說Stella的確長情，「都是因為這裏的人而留下，同埋我喺這裏識我老公，有時我會諗，呢度帶俾我一個家庭，但同時是我另一個家庭，因為一日對最少9個鐘，多過對屋企人，唔鍾意啲同事是很難共處咁耐。」

　　有些特別的老客人，每次來到餐廳都發忟憎，埋怨這樣那樣，Stella說同事間點一點頭，已經知道如何應對，「已經知道他飲咩，鍾意坐邊張枱，俾到他就順晒氣。」最記得與同事度過的日子是2003年沙氏，沒有客人來，而且看不到前景，「當時驚唔知幾時有返生意，但轉頭又捱過咗。」在一樓咖啡廳有不少本地客，甚至會每日坐在同一位置食午餐，很多都與Stella訴說不捨，「有些老人家真係好唔捨得，問我們之後去邊度，『我們想跟住你們』。」

房務部入職年份：1979年

Glora：客人喜好寫入檔案

　　Glora是全酒店現役員工年資最長的一位，一直做酒店背後的女人，在客人離開房間後以最快速度整理、清潔，隨時有一條頭髮就會被投訴，漸漸地，與一班並肩作戰的同事變成好姊妹、好朋友，「做呢行好少轉來轉去，這酒店的房務員由3年至30多年年資都有。」隨年月過去，Glora現已升任為助理行政管家，在大後方管理一班房務員，她不諱言工作時對下屬很惡，但平日她都盡量多關心員工，增加歸屬感。

　　房務員的工作少有與客人直接接觸，Glora的職責是從每日的客人名單中，記好他們的要求再吩咐下屬做好，「我們會將客人的喜好寫入檔案，他們再回來的時候，就做給他，例如有客人鍾意房間溫度是18度，有些客人在夏天要多張被子，又有腰骨痛的客人要軟床墊等。」

　　與客人唯一交流可能是擦肩而過的一個碰面，「如果能夠記得客人的名字，他們是會很開心的。」但也可能是隔住一封投訴信的「交流」，Glora直言現在的工作比以往艱難，「以前多數是遊客，特別多是日本人，他們來香港玩已經是開心事，見到面會打招呼，但現有商務客比較多，有時要求會高一點，現在要比以前細心很多。」

駐場18載 Tony Carpio樂隊 Dickens Bar成港爵士樂基地

　　18年，足夠讓一個手抱嬰兒長大成人。

　　在怡東酒店地庫有間Dickens Bar，傳統英式酒吧的設計，牆上掛滿欖球賽照片，每到周末坐滿來看球賽直播的球迷，但在70、80年代，Dickens Bar是一間爵士吧，每逢星期日下午，由爵士樂手Tony Carpio的樂隊「Tony Carpio Big Band」駐場表演，玩足18年。

屋企有時是排練室，好彩鄰居沒有投訴，婚禮更找他們表演，Bernard（左）和Chris（右）也不時在Live House演出。

　　樂隊表演固定有9個成員，每月的第一個周日是大樂隊演奏，足有20名樂手，在當時的香港爵士樂表演非常罕見，全部都是菲律賓樂手，「我敢說菲律賓人有份塑造香港的音樂，直至九十年代美國Disco興起，美國樂隊開始代替菲律賓爵士樂隊。」太太Rosalie一邊說，坐在身旁的Tony Carpio一邊點頭和應。

一班菲律賓樂手在Dickens Bar玩音樂，有時更似與觀眾一起開派對。

隨性互動關係似朋友

　　來自菲律賓的Tony Carpio最初是現址世貿中心的碧麗宮夜總會音樂總監，1977年獲酒店邀請到酒吧駐場，Dickens Bar也成為香港一個重要的爵士樂基地。Tony Carpio未必廣為大眾認識，更多人認識是同家族的歌手Teresa Carpio（杜麗莎），但他在爵士樂界備受尊重，除了因為他的音樂造詣，還因為他為當時大批爵士樂手在港安排演出，為香港散播爵士樂種子。

　　樂隊幾乎從不排練，Tony Carpio當日會整理好歌單，樂手上到台自自然然可演奏出來，只是大樂隊演出時需要預先排練，「畢竟人多要組織一下。」但爵士樂本身有一份隨性，樂手在台上即興表演，與台下觀眾的互動，玩起來更似是朋友，「很多觀眾今日還是會聯絡的好朋友，不時一起食飯飲酒。」

孩童時已隨爸媽表演

Bernard小時候已拿住玩具色士風隨樂隊「表演」。

　　Dickens Bar同時見證了Carpio的家庭變化，最初Tony Carpio和歌手太太一同表演，然後兩名兒子Bernard和Chris先後出生，睡在搖籃時已隨爸媽到Dickens Bar，聽住爵士樂長大，現在都成為了樂手，哥哥Bernard更是樂隊一名重要「成員」。Rosaline拿來一張發黃的舊照片，相中小孩拿住色士風認真吹奏，差點兒以為是音樂奇才，「那是膠的色士風，我兩、三歲時睇樂隊表演，已迷上色士風，我也很喜歡與樂隊的叔叔玩，站在台前指揮樂隊，帶住樂隊穿插在觀眾間，在酒吧內跑來跑去，Dickens Bar就似是我的遊樂場。」表演的一個環節是樂手輪流獨奏，去到鼓手演奏的時候，每表演一段，小小的Bernard便會跟住模仿，台下觀眾也看得開心，「鼓手坐在吧枱位置，他會敲打吧枱上面的酒杯，然後望一望我，笑一笑，因為我不夠高，打不到掛在上面的酒杯，那個場面很有趣，但是我都會爬上去，起腳打呢！」至今時今日，以前的鼓手叔叔仍會問他，什麼時候要成為專業鼓手。

Dickens Bar在九十年代變成運動酒吧，有時仍會邀請樂隊表演。

　　18年在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不長不短，Tony Carpio說應該是他最長時間的一段回憶，回想在Dickens Bar的片段只有開心的，雖然酒吧後來轉型，樂隊沒有再演出，「但18年畢竟已是一個紀錄，沒有需要可惜，能夠玩音樂是很開心的事，而且是這麼長的時間在同一地方。音樂世界本來便是多變，我們在Dickens Bar也有很多很多珍貴的回憶和朋友。」

在港玩音樂一定窮？

　　Bernard和Chris兄弟二人分別是色士風手和琴手，接棒打理爸爸成立的Carpio Music，做音樂教育、現場表演、製作等工作，一切看似順理成章的發展，但他們不似現時很多家庭的小孩，讀幼稚園已學樂器，「我是8歲才開始，Bernard是10歲開始，但我們的屋企總是有樂手進進出出，很多綵排是在屋企，這就是我們的成長環境，但我不似哥哥，我從來沒有想過學樂器，爸爸問我要不要學琴時，我說好，其實他說任何樂器，我都會說好。」兩兄弟和朋友組成4人爵士樂隊Carpio Brothers Quartet，現時在港不同地方演出，Bernard更在歌手演唱會任樂手，例如鍾鎮濤、Kenny G等。

Tony Carpio曾與樂隊推出專輯，全是在怡東表演的樂曲。

　　不時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玩音樂與「窮」好似是一個必然關係，但Chris認為不盡如是，雖然也談不上發展蓬勃，與爸爸Tony Carpio的年代比較，只是表演的場地、形式略有不同，「特別是近5年，小型的音樂Live House多了不少，情況沒有想像中的差，而爵士樂本身在任何地方都不是主流音樂，只是某一些人的喜好，但以我們看到的，在香港每次的表演都是坐滿人。」Bernard在旁邊搭話，在某些時候便會引起人追求現場音樂表演，例如是歌舞電影「La La Land」上映的時候，便吸引了一些新的聽眾。

Bernard（右一）現不時為歌手演唱會演奏。

St. Paul's舊生報佳音數十載代代相傳淚水畫句號

　　銅鑼灣聖保祿學校的女生每年聖誕都會到同區的怡東酒店報佳音，這傳統久遠得難以追朔確實是從何時開始，但在2001年的聖誕前夕，校方和酒店突然取消合作，「我真係唔想無咗個傳統，於是直接找酒店傾，可不可以用私人名義繼續去報佳音，對方一口答應，我們想唱，酒店又急於找人代替，應該是雙贏的事。」Rico自中一參與學校合唱團報佳音，後來更當上了指揮，就算已經畢業，也穿起舊校服混在學生中，繼續指揮一期一會的聖誕合唱團，單是這一點已知她是長情之人。

Leona與女兒，Joen和Rico（左起）說起報佳音當日的事仍非常感動。

自發組織意義漸變

　　「我都是希望搞得一年得一年，仲有人想唱我就搞落去。」結果一直唱到去年（2018年）的最後一個聖誕，兩日的活動共集合了歷年最多的超過70人，找來1975年會考的大師姐至2010年參加末代會考的小師妹，也包括了她們的下一代，難怪當日的照片都是笑淚交雜。

去到活動尾聲，不少人已控制不到淚水痛哭。（圖片由受訪者提供，Yuki Chang攝）

　　聖誕合唱團的成員其實不太固定，由於學校已經沒有再介入活動，因此參與的都是已畢業的舊生，有各自的學業、事業、家庭要兼顧。第一年Rico辛辛苦苦才找來11名朋友，「有時候不夠人，真係要問朋友︰『你有無其他朋友想唱呀？』最重要我要確保每個聲步的人數平均，確保有人彈琴，但以前沒有WhatsApp、沒有社交媒體，要搵人比現在難好多。」

　　報佳音的成員沒有收酒店分文，但對方相當「識做」，每一年都準備獨立房間，提供簡單的聖誕自助餐給她們，「當然沒有咖啡廳供應的食物豐富，但都有冷盤、龍蝦湯等。」也好讓一班女生趁機一起過聖誕，說年年一樣的老話題，就是那些年的趣事、是非，你一句我一句嘻嘻哈哈，由怡東成就一班相同目標的老友碰頭，意義又變得不簡單，「我都覺得我們好嘈，但有時過了時間，酒店職員都由得我們。」

與師姐分享共同話題

　　每年的「演出」基本上都沒有特別排練，只是當日下午簡單綵排，反正每年唱的聖誕歌大致一樣，但在最後一個聖誕，統籌兼指揮Rico特別想精益求精，「很希望做一場好表演答謝怡東酒店。」在舊生上場前，先安排一班舊生的仔女做暖場「嘉賓」，拿住小小的歌譜都唱了5首歌；出席的舊生還收到兩件特製的紀念品，一個用校服布料製成的煲呔帶住演唱，另一個是匙扣，上面掛有黑白色的迷他校鞋、校徽、校呔和其中一個已經移民的成員創作的聖誕歌歌名「Perhaps there's just too much love」；也因為參與的人多了，必須安排事前練習，又要聘請專業攝影師記下這重要時刻。種種工作和聯絡變得更多，最後的怡東聖誕報佳音終於要結束，淚水中有不捨，也有更多的是感動。

　　「最後一首歌的音樂響起，大家已忍不住喊，想起一班師姐付出了很多，終於來到最後，真是很感動，又很不捨得。」Joen是較年輕的一代聖保祿舊生，也是成員中最年輕的一代，今次是她第一次參與舊生的聖誕報佳音活動，也是最後的一次，鏡頭之下，見她已哭成淚人用歌譜掩面。今年有份參與籌備的她，在半年前已開始與師姐們排練，「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師姐，一見面傾偈就發現大家的語言很相似，對人生不同階段的煩惱和想法很接近，大家都有共同的價值觀和話題，那種感覺很特別。」

在銅鑼灣街頭截的士不容易，不少人就會「借用」怡東的士站。

酒店盛載集體回憶

　　多得社交媒體，近年要召集舊生參與相對容易，很多舊同學經Facebook重新聯絡，也有很多舊生從fb得知有報佳音的活動，Rico至少不用擔心缺人。如今一切已告一段落，如果從她1992年讀中一時首次參與報佳音開始計算，不計期間她因事退下了5年，轉眼她已參與了逾廿載，擔當活動總舵手的角色都已有12年，再長情的Rico都說︰「每件事都應該要有完的一日，我的感情是報佳音加怡東一起的，如果沒有怡東，對我而言不一定要繼續（搞下去）。」

　　與Rico同屆的Leona是第一次參加報佳音，除了想與舊朋友聚會，她更想帶同現在聖保祿幼兒園讀書的女兒參加活動，兩代聖保祿生一起參與，對她又別有一番感動，「如果將來在其他地方再唱，感覺都會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