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5/2018

是助人還是害人?科學的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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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怡

    1936年生,1956年開始寫作及編輯生涯,至今逾50年,任《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總編輯28年。50多年來不間斷地在報刊寫小品文和政論,編輯和寫作均秉持忠於自己、質疑權貴、就事論事、不怕獨持異見的原則。近年有《細味人生100篇》《閱讀人生100篇》《感悟人生100篇》三本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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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的價值,帶來物質文明的進步。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就以交通迅捷,和人與人之間無論距離多遠也幾乎可以即時溝通來說,都不是幾十年前可以想像的。但精神文明就難說了,古希臘哲人、中國先秦哲學家的人生學說,到今天也許比以前更感需要,是因為人性中對權力、金錢、情色的貪婪,從來沒有遏制,科學帶來的物質文明進步,不但沒有推動精神文明的進步,反而會被人性的貪婪所利用,而帶來災難。

 

  美國著名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P. Feynman)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他年輕時認為科學會有利於每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參與了原子彈的製造工作。科學的發展導致了原子彈的產生:它代表著對人類的毀滅。戰後,他對原子彈憂心忡忡,既不知未來會怎樣,更不敢肯定人類一定會延存。自然地,就想到這樣的問題:「科學是不是包含著邪惡的成分?」「當我們看到科學也可以帶來災難時,那麼我如此熱愛,並且畢生孜孜為之的科學事業的價值究竟何在?」

 

  中國科學家李沉簡教授,去年底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講到他20年前,讀到費曼的這篇題為《科學的價值》的演講稿。那時他和妻子正準備翻譯費曼的書,他帶著書旅行,打算走到哪裡譯到那裡。在遊歷意大利佛羅倫薩這個文藝復興古城時,看到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靜靜地俯瞰全城。他拿出書來打算翻譯幾段,誰知一看就停不下來,於是整個下午,譯出了全篇文章,通身愉悅:「夕陽、弗羅倫薩、大衛像、費曼,大概世間不會有太多更讓人激動/有幾近宗教神聖感的瞬間了。」

 

  理查‧費曼(Richard P. Feynman),生於1918年,1988年逝世。費曼是著名物理學家,量子電動力學創始人之一,納米技術之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參與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當時年紀很輕,卻已經是計畫中的重要角色。1965年,由於他在量子電動力學方面的成就,與另外兩位物理學家,共同獲得該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他的作品散發著他鮮活跟多采多姿的個性。在物理學家正務之餘,費曼也曾把時間花在修理收音機、開保險櫃、畫畫、跳舞、表演森巴鼓、甚至試圖翻譯馬雅古文明的象形文字。

 

  李沉簡,今年47歲,紐約大學西奈山醫學院講席教授。2012年被中國延招回國,擔任北大生命科學院教授。上月發表一篇文章《挺直脊梁拒做犬儒》而辭去北大教職。

 

  李沉簡去年底的文章,講到他讀了費曼的演講後,有近似宗教神聖感的激動。當然是因為他本身也是科學工作者,對科學既帶來人類進步也會帶來災難,有同樣的價值的疑惑。

 

  費曼的文章講他為這個科學價值的問題苦苦求索,直至在夏威夷的一個佛寺,主持跟遊客講佛學,最後他說他的臨別贈言將使遊客們永不忘卻。這贈言是佛經中的一句箴語:「每個人都掌握著一把開啟天堂之門的鑰匙,這把鑰匙也同樣能打開地獄之門。」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分辨一扇門是通向天堂還是地獄的話,開啟天堂之門的鑰匙又有甚麼價值呢?可是這鑰匙又確實有它的價值,沒有它,我們即使明辨了天堂與地獄,也還是束手無策。

 

  這就是費曼所說的科學價值的第一點:科學知識使人們能製造許多產品、做許多事業。科學知識給予人們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惡,它本身並沒有附帶著使用說明。鑰匙顯然是有價值的,否則分辨出天堂之門或地獄之門也無法開啟。

 

  因為科學既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惡,因此費曼呼籲科學家應該多多關心社會問題,特別是要考慮科學對於社會的影響。只要科學家們對於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加以關注,而不是成天鑽在細枝末節的科學研究之中,那麼科學就能夠對人類社會發揮正面作用,並避免或減少負面影響。當然,面對比科學研究複雜千百倍的社會問題,科學家往往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絕無靈丹妙藥。不過,這種關注至少可以使自己不會出於功利考慮,明知是罪惡的活動也要參與。

 

  一名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二戰後在美國一所學校當校長,他給每一個新來的教師都寫這樣一封信:我曾親眼目睹最慘烈的悲劇─ 毒氣室由學有專長的工程師建造,婦女由學識淵博的醫生毒死,兒童由訓練有素的護士殺害。專業本領落在無人性者的手裡,就是人類社會之敵。

 

  費曼認為,科學價值的第二點,是提供智慧與思辨的享受。這種享受一些人可以從閱讀、學習、思考中得到,而另一些人則要從深入研究中方能滿足。

 

  科學價值的第三點,是它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概念。科學給了我們一幅圖畫——天宇中一個巨大的球(即地球)在旋轉;在它的表面,人們被神奇的引力吸住,並附著它在旋轉。

 

  科學最重要的價值,是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啟示。

 

  科學家們成天經歷著無知、疑惑、不確定。當科學家不知道答案時,他是無知的;當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測時,他是不確定的;即便他滿有把握時,他也會永遠留下質疑的餘地。承認自己的無知,留下質疑的餘地,這兩者對於人類社會的任何發展都必不可少。

 

  這是理性時代的觀念:沒有一種東西是絕對確定的。正因為相信沒有人絕對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們才要有民主制度來保證新的想法可以帶來發展、被嘗試運用、並在必要時被拋棄;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再被嘗試。這是一種從嘗試到糾正偏差錯誤的系統方法。在18 世紀末,科學已經成功地證明了這種方法的可行性。在那時,關注社會的人們已經意識到:對各種可能性持開明態度便帶來機會;質疑和討論是探索未知的關鍵,如果我們想解決以前未能解決的問題,那我們就必須接受質疑和討論。

 

  倘若我們自以為對眾多問題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我們一定會犯錯。如果我們壓制批評,不許討論,大聲宣稱「看哪,同胞們,這便是正確的答案,人類得救啦!」我們必然會把人類限制在權威的桎梏和現有想像力之中。這種錯誤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費曼說,作為科學家,我們知道偉大的進展都源於承認無知,源于思想的自由。宣揚思想自由的價值,教育人們不要懼怕質疑而應該歡迎它、討論它,而且毫不妥協地堅持必須擁有這種自由。

 

  這是科學對社會、對人類最寶貴的價值。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第一台 (FM92.6-94.4) 李怡主持的《一分鐘閱讀》。該節目逢周一至周五播出,並存載於港台網站  (rt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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