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筆者剛入行時去見歐洲客戶（路演），倫敦、巴黎、米蘭、法蘭克福、日內瓦是必去的。十年後，在倫敦停留的時間越來越長，而其它歐洲城市則變得可去可不去了。因為在1986年的金融改革（Big Bang）之後，倫敦的金融業迅速崛起，倫敦城（the City）以及後起的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的資產管理業繁榮，衍生商品交易激增。歐洲其它國家將越來越多的資金交給英國公司管理，國際投行、銀行也積極以倫敦為基地，擴充對歐洲的業務。倫敦成了公認的歐洲金融中心，金融業佔到英國經濟近18％，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

然而，英國政府卻向這只下金蛋的鵝舉起了屠刀。布朗政府宣佈對銀行花紅加征50％的特別所得稅，連同40％的所得稅，金融從業員所付稅率可能高達90％。

金融業的貪婪與無度，幾乎將世界推向破產的邊緣，也令英國的納稅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經濟形勢依然嚴峻、失業狀況持續惡化之時，投資銀行又要大發花紅，的確令人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不過，加稅卻達不到預期的正面效果。

金融業中，真正賺大錢、發大筆花紅的，是對沖基金和投行的自營交易部門。這些部門只需一台計算機，一部電話及一條彭博（Bloomberg）線即可運作，在信息化的世界中，身處倫敦或在馬達加斯加，對做交易來說其實差異不大。加稅只會逼這些金融業人員搬離英國，卻不能降低風險，因為英國的銀行還是借錢給他們。他們的撤離，勢必影響交通、餐飲、房地產等各行各業。加稅不僅難以為英國帶來稅收，反而削弱經濟活力，最終納稅人未得利卻受其害。可見布朗政府此舉的惟一解釋，是打民意牌，為明年的選舉做點似是而非之事。

不僅英國如此，法國也有類似的舉動。加上歐洲在金融監管上一意收緊，嚴重加重了企業的營運成本、監管成本，勢必導致金融業的出走。加強監管，控制風險，令金融業收入與風險掛勾，都是應該的，不過凡事都有度。過激政策，只能起到反效果，令資金流向更大的經濟體（美國）或更有活力的經濟體（亞洲）。

再過幾年，或許筆者路演不必去歐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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