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領導人互訪時，在演講中引用對方國家歷史名人的語錄（孔子、老子、惠特曼、林肯），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奧巴馬在他的第一次對華演講中，又在時尚之外加入了一點現代元素。引用姚明的“無論老隊員、新隊員，都需要時間來彼此適應”，來形容兩國關係的磨合期。

奧巴馬所言甚是，不過從兩國之間的利益關係與融合競爭看，與其說是新老隊員，更像一對歡喜冤家。

儘管在國際政治、貿易關係上糾紛不斷，中美兩國的經濟其實早已連在一起了。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也已成為美國的最大出口市場。美國是中國就業的最大製造機器，中國是美國赤字的最大埋單者。美國一個真正的貿易保護主義法案可以對中國的出口業以致整體經濟構成重大打擊；中國決定不買美國國債同樣可以使美國金融市場陷入混亂。今天的中美關係中，實質性的經濟制裁必然帶來兩敗俱傷，這與冷戰時期核威懾下的恐怖平衡頗為相似。不過話又說回來，美國今天已經不生產多數製造業產品，如果它不買中國產品，難道還重新回到自己生產襪子不成？中國每年有幾千億美元需要投資，其它國家的資產以及商品市場容量不夠大，流動性也有限（對於超級巨無霸的主權基金而言），如果中國不買美國國債，分散投資其實遠比想像的複雜。

把中國和美國放在一起，稱之為“Chimerica”，是有道理的——水面下，兩國的經濟早已連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但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政治體制上的不同，以及經濟利益上的分歧，中美之間必然會糾紛不斷。除了匯率問題、貿易保護主義之外，這場危機將重新均衡全球消費與貿易提上了議事日程，將穩定美元匯率提上了議事日程。全球思潮上的變化，又將環境保護、制止氣候暖化提上了議事日程。在可預見的未來，中美關係必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打又和、打中求和中發展。至2020年，中美經濟關係又會如何？筆者作出如下預言：

（1）中美之間經濟規模差距大幅縮小。在2008年，中國經濟以美元計算，為美國經濟的30%，以PPP（購買力平價）計算為55%。到2020年，筆者測算中國經濟總規模相當於美國經濟的80%（已計入人民幣升值部分），以PPP計算則兩者接近相等。中美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經濟的兩極。由於中國經濟和消費的增速大幅超過美國，它對世界其它經濟（尤其是依賴資源或機械出口的國家）的影響力甚至超過美國。美國繼續是世界軍事大國和觀點領袖。

（2）中美間的貿易差距不減反增。除了航空與軍工，美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已喪失殆盡，中國作為世界加工廠的地位也大致不會動搖（部分出口產品結構當然會有調整）。中國製造的汽車，若干年後會在底特律隨處可見，而且多是美國自己的品牌，中國的對外出口還有升級和擴容的進一步上升空間。美國人減債增儲，會帶來週期性的貿易赤字下降，然而經濟的“去製造業化”決定了它的貿易逆差無法結構性地消失。中國內需的增加，會導致礦產品、農產品與服務業進口大幅上升，但是對美進口難有大升。中國對許多國家可能出現經常項目赤字，不過中美間的雙邊貿易不均衡卻未必消失，貿易摩擦估計也會持續。

（3）碳排放、碳徵稅成為中美之間的重大爭拗。美國與中國乃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污染源，佔全球碳排放總量的40%。不過由於重大的國家利益，中美在此問題上可能鬥法激烈，成為兩國經濟關係的最大障礙。另外，兩國在非洲和拉美，為各自的影響力而激烈角力。2020年時，中國已成為亞洲區的公認領袖和主要增長動力源頭，但是美國還會竭力阻撓亞洲各國尋求沒有美國參與的經濟共同體和共同貨幣。

（4）人民幣已實現全面可兌換，成為挑戰美元的一個替代貨幣。 隨著內需在經濟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人民幣一定會全面對外開放，並加速升值。假定各國匯率（cross rates）維持目前架構不變，筆者認為2020年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可能在2-3之間。人民幣應該已成為世界儲備貨幣之一，不過相較於美元，仍屬二流儲備貨幣，主要是因為中國可供海外資本投資的資產容量尚小，貨幣政策的信用度仍待改善。

美國前副國務卿（現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曾在2005年時稱中美關係為“stakeholder”，翻譯絞盡腦汁卻找不到相應的中文詞彙，最終勉強譯成“利益攸關者”。奧巴馬政府已經棄用這個詞了，但是兩國關係卻在向此方向堅定地邁進著，對話取代了冷戰思維中的遏制。“stakeholder”沒有確切中譯，恰恰透著兩國關係的重要性、神秘性和不確定性。

在筆者看來，兩國更像是一對奉子成婚（貿易、國債）的歡喜冤家。磕碰是少不了的，吵吵鬧鬧每天都有，但是還得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陶冬）

本文原載於證券市場週刊，為個人觀點，並非任何勸誘或投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