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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022

從美國在烏克蘭部署生物戰實驗室的傳聞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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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鄧飛

    鄧飛

    香港立法會議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香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飛常談

  近日,烏克蘭戰爭固然打得天昏地暗,前景不明。但是,有一條消息卻比戰爭本身更為震撼,這就是關於美國軍方在烏克蘭設立了十幾個生物實驗室的傳聞。直到本文動筆之際,俄國對美國這方面的指控,可謂越發咄咄相逼,美國拼命在澄清。一方面,美國政府和烏克蘭政府在2005年8月29日的確簽訂了一份《防止可用作生物武器的技術、病原體和專業知識擴散之合作協議》(Agreement betwee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SA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f Ukraine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Prevention of Proliferation of Technology, Pathogens and Expertise that could be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Weapons),另一方面,俄羅斯和網民又拿出一系列相片和地圖證據,明確指出美國在烏克蘭各地興建的生物實驗室,可謂各有各講。

 

(Shutterstock圖片)

 

西方列強早開創生物戰

 

  不過,說起生物戰或者生物作戰(Biological Warfare),西方列強是「當之無愧」的創造者和應用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和英國開啟了生物戰的潘多拉之盒。雖說在國際上有聲音呼籲要簽訂國際公約,以限制生物戰這種非常不人道的作戰手段,但實際上包括英、美、蘇、日等列強不僅沒有在生物戰武器研究方面停下腳步,而且變本加厲,大力投資經費進行研究。美國當然毫不例外,軍方單位、科學單位花大力氣投放資金去建立各種生物戰實驗室和基地,包括但不限於大名鼎鼎的Fort Detrick。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最駭人聽聞的生物戰部隊,莫過於日本的731部隊。有關部隊長石井四郎和731部隊的恐怖史實,坊間已經公布很多,筆者這裏不作複述,但這裏只提兩點不外人留意之處:

 

  首先,日本731部隊雖然恐怖,但從軍事效能的角度來看,其實戰績並不顯著,甚至弄巧成拙。1933年8月,石井四郎在哈爾濱成立731部隊,但1942年8月,石井被免去了731部隊指揮官職務!眾所週知,這距離戰爭結束還有三年,日軍也未算敗局已定,石井卻被移開了指揮崗位。戰後日本的研究認為,這是因為石井貪污經費,但不太可信。根據中國方面史學家的研究,應該是因為在1942年的浙贛戰役之中,日本陸軍命令731部隊發動細菌戰配合,結果細菌對中國軍隊並沒有帶來多大傷亡,細菌無眼,分不清敵我,反而使得一萬多日軍受到感染,死亡一千七百多人。731部隊佔用了大量戰爭經費,卻帶來如此戰果,當然指揮官需要問責下台。這裏揭示了生物作戰一個難以克服的重要「技術難題」:就是作為武器的細菌病毒,是難以區分敵我的,一個生物戰炸彈扔下對方軍隊陣地或者平民區,是難以保證不會反過來同時危及己方軍民的。也就是說,難以精準打擊。

 

  其次,眾所周知,戰後美軍俘獲了石井四郎,並豁免了他受遠東軍事法庭的審訊,但要求他把所有731部隊細菌戰的資料交給美軍。這是事實,但往往誤解為是石井四郎幫助美軍建立生物戰能力,這是錯的!早在一戰後期,美軍已經開始生物戰的研究和部隊的建設。到了二戰結束,美軍在生物戰的知識儲備、武器生產及存儲方面已經有了20多年的累積。日軍細菌戰的能力,著實不入美軍法眼,美軍真正貪求的是,恐怕是731部隊用中國人活體試驗所得出來的生物戰醫療數據,這是美國發展生物戰卻又無法直接得到的重要實驗數據。因此,美軍發展生物戰的第一項謀略,就是趕上軍事發展潮流,精準搶掠核心技術。

 

美奪取道德高地,不忘研新科技

 

  第二項謀略,則是以退為進:一方面主動提出要簽訂限制生物戰的國際公約,但另一方面因應生物科技的進步,迅速把生物戰的武器更新換代。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遜在科學家的建議之下,制定《國家環境保護政策法》,宣布永不使用生物武器,公開銷毀了庫存的數萬枚生物武器炸彈,以及對相關設施的淨化和設備拆除,連部分試驗場都變成了旅遊景點。美國政府及軍方認為,與作為戰略威懾工具的大規模殺傷性核武器相比,傳統生物武器的軍事效果並不值得信賴,無論是作為威懾或報復,其效果都值得懷疑,甚至比不上呼籲世界訂立禁止生物戰公約所獲得的政治外交收益更高。因此,美國政府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在1972年推動制定《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大力推動各國簽署,連蘇聯也是締約國。由此,美國節約了大量軍事預算,還在國內和國際輿論上形成了明顯的政治道義優勢,對當時深陷越戰泥潭的美國來說,無疑是救活了國家和政府信譽的一手妙棋。

 

  但實際上早在1962年,美國國防部在國會證詞中就承認:在美國陸軍生物研究所內,遺傳學愈來愈受到重視。1969年,美國人首次應用生物工程原理,從大腸桿菌中分離出DNA片段。1973年,美國的赫伯特.博耶等人創立了DNA重組技術。1976年,基因工程進入技術開發階段,這就為生物戰武器的研發提供了全新的理論和技術角度。

 

  一言蔽之,1960-70年代的美國生物戰武器研發﹐正從培養細菌等微生物的傳統手法﹐轉變為依據遺傳學和基因工程來加以進行。生物武器正朝著第三代來發展!說句難聽的,同一時期美國所推動簽署的《國際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就算不是作為故意掩人耳目的幌子,這份公約也是規管不了美國研發全新世代的生物武器。

 

  2014年4月1日,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就專門成立了生物技術辦公室(BTO),主要進行生物學、工程學、人工智能和資訊科技等最新最尖端科技的交叉研究,有官方智庫形容它為「生物防禦曼哈頓計劃」(曼哈頓計劃即原子彈研究計劃),雖然美國國防部號稱「美國沒有一個進攻性的生物武器計劃,但有一個防禦性的生物武器計劃」(原話包括化學武器,這是另一個話題了),但在現代武器和戰爭中,所謂「進攻性」和「防禦性」,區別非常模糊,武器的攻守功能瞬間便可轉變。江湖傳聞,據說至少包括以下研究項目:用基因重組的新技術﹐增加微生物的不可抗疫性;結合生物戰與AI人工智能等最新科技;在進行針對特定種族的細菌病毒精確打擊研究,例如蒐集某些民族的基因圖譜,以便研究作精準打擊。目前從公開的技術資料來看,這一點似乎超越了當前科技發展水平,但誰又能完全否認這種可能性。

 

  總括而言,美國在過去一百年以來,對生物作戰的研究從未間斷,無論是持續不斷地投資生物武器的技術研發,還是推動制定和自己規避限制生物武器的國際公約,即保持生物作戰的科技優勢,又力保在限制生物武器上的道德優勢,可謂深謀遠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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